Friday, December 09, 2005
After 12.4 Demonstration
This is by far the BEST editorial i've read re 12.4 demonstration, just to share here: (excerpted from Mingpao, 9 Dec 05)
蔡子強﹕遊行之後
2005年12月9日
【明報專訊】作者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
政治學大師Samuel P. Huntington曾說過﹕「If reform is an excuse for incomplete action, then revolution is an excuse for complete inaction.(如果「改革」是「不完全行動」的藉口，那麼「革命」則是「完全不行動」的藉口了。)」
我今年剛好40歲，在我前半生影響自己最大的政治事件，並不是03年七一大遊行，而是89年的六四。在那個熱血沸騰的夏天，大家都全情投入，但最後運動卻不能開花結果，反而賠上了很多年青的生命，在無比傷痛之餘，大家都陷入深切的反省之中。
在那個沉鬱的暑假，社運界在中大辦了一個檢討營，大家討論到八九民運是成功還是失敗。我的答案是毋庸諱言，運動是失敗了，所以我們需要重新檢討民運的策略。但當時一位如今人盡皆識的社運急先鋒，與我激辯起來，批評我為什麼要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」，他說六四令千千萬萬中國同胞擦亮了眼睛，看透這個屠夫政權的真正面目，不再存有絲毫幻想，所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將會來得很快，更加洶湧澎湃，到時便是民運收割的日子。我就反駁，說這類漂亮的說話，相信在反右和文革之後，都一定有人說過。
16年後的今天，誰對誰錯，相信大家再清楚不過。當年學生與政權內的改革派如趙紫陽拉倒，導致「破局」，對國內民運的影響，大家都見到。
很多年後我到台灣考察，與民進黨內的「學運世代」談起，他們說當年「野百合」學生運動，也曾深切從八九民運汲取了教訓，知道即使是幾偉大的民主理想，在適當的時候也應該「落地」，不能只做漫天起舞、飛得漂亮的「無腳蜻蜓」，最終不能落地生根。所以在波瀾壯闊的連串絕食、靜坐、遊行、抗議後，還是毅然決定與當時國民黨內的改革派李登輝結盟，打擊保守派的郝伯村，結果當地的民主運動遂能開花結果。當然他們心底裏從來沒有把李登輝當作「民主救星」，也知道這是「浮士德」式的交易，但卻別無它法，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，讓李登輝被拉倒，只會讓郝伯村等強硬派得逞，令局面更糟。
有一次在梁文道主持的電視節目中，偶爾聽到嘉賓湯家驊如此說，政改方案拉倒無所謂，因為到了2011年時，追求民主的聲音一定會相較現在更加洶湧澎湃(大意如此)。可惜當時我不在現場，否則的話，我一定會告訴湯先生以上的故事，六四後幾多香港人心灰意冷，選擇移民一走了之。民主運動要能不斷茁壯長大，便必須要適時地讓它開花結果。
八九民運與台灣
12．4大遊行後，政改從高潮陷進一個悶局。正如劉細良上周在本欄提到，香港過去20年的政治文化，是沒有政治協商、只會不斷「破局」的怪圈。我一直支持遊行當日港人要出來遊行，好讓中央及特區政府知道民間對普選的訴求有多大，但卻一樣倡議遊行後民主派要適時妥協和落地。
如果倡議民主不是為了搶佔道德高地，而是要開花結果的話，梁文道上周在《明報》筆陣寫的一篇文章《我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嗎﹖》，大家便要認真思考。
我從來無意把民主姍姍來遲的責任推諉給民主派，相反，我認識了他們20年，一直敬重他們20年來的堅持，要說到責任，當然中央、特區政府以及工商界的落後和保守，責任更大。但問題是，民主派作為領導的責任，就是在面對如此保守的對手時，如何盡量擴大民主的成果。你可能會說這樣很不公平，但這也是任重道遠的地方。
有評論認為民主派應絲毫不讓，在政改問題絕不妥協。「民主並非嗟來之食」、「民主並非施捨」等，這類說話當然可輕易說得冠冕堂皇，但這令我想起柴玲當年在廣場說的「頭可斷、血可流、人民廣場不可丟」。究竟這類慷慨激昂的漂亮說話，對運動最後是否真的有幫助﹖16年後大家都知道。老實的說，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，包括民主派，以及那幾個說得聲嘶力竭的評論家，雖然都支持香港盡快實行普選，但卻從沒有真的想過要為民主拋頭顱，灑熱血。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長毛，所以我對長毛也特別尊重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民主派就要在籌碼不多的情下，看看手上有多少牌，然後打出相匹配的民主策略。我們不是南韓，不是台灣，我們是香港。
「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，而革命則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社會條件。」從近日各種的民調中，大家都不難知道，今天的香港，並不具備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上打一場硬仗的條件，那麼退而求其次，尋求改革，就需要我們的政治領袖更加成熟，不是單單當一個空想口號家。
寫篇這樣的文章，預了給人批評是「投降主義」，甚至是「出賣民主」。但坦白寫出這些觀點及考慮，是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，責任當前，不容退縮。
就讓我再一次以胡平的一段說話作結﹕「(投入一場運動)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、證明自己的良心、實現真正的自我，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……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，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，是為了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。」
只有在這種自覺和清醒，講求成敗得失的「戰略理性」(strategic rationality)下，政治才能成就大業，而不單是追求個人道德上的自我救贖和夢囈。
蔡子強﹕遊行之後
2005年12月9日
【明報專訊】作者為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
政治學大師Samuel P. Huntington曾說過﹕「If reform is an excuse for incomplete action, then revolution is an excuse for complete inaction.(如果「改革」是「不完全行動」的藉口，那麼「革命」則是「完全不行動」的藉口了。)」
我今年剛好40歲，在我前半生影響自己最大的政治事件，並不是03年七一大遊行，而是89年的六四。在那個熱血沸騰的夏天，大家都全情投入，但最後運動卻不能開花結果，反而賠上了很多年青的生命，在無比傷痛之餘，大家都陷入深切的反省之中。
在那個沉鬱的暑假，社運界在中大辦了一個檢討營，大家討論到八九民運是成功還是失敗。我的答案是毋庸諱言，運動是失敗了，所以我們需要重新檢討民運的策略。但當時一位如今人盡皆識的社運急先鋒，與我激辯起來，批評我為什麼要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」，他說六四令千千萬萬中國同胞擦亮了眼睛，看透這個屠夫政權的真正面目，不再存有絲毫幻想，所以新一波的民主運動將會來得很快，更加洶湧澎湃，到時便是民運收割的日子。我就反駁，說這類漂亮的說話，相信在反右和文革之後，都一定有人說過。
16年後的今天，誰對誰錯，相信大家再清楚不過。當年學生與政權內的改革派如趙紫陽拉倒，導致「破局」，對國內民運的影響，大家都見到。
很多年後我到台灣考察，與民進黨內的「學運世代」談起，他們說當年「野百合」學生運動，也曾深切從八九民運汲取了教訓，知道即使是幾偉大的民主理想，在適當的時候也應該「落地」，不能只做漫天起舞、飛得漂亮的「無腳蜻蜓」，最終不能落地生根。所以在波瀾壯闊的連串絕食、靜坐、遊行、抗議後，還是毅然決定與當時國民黨內的改革派李登輝結盟，打擊保守派的郝伯村，結果當地的民主運動遂能開花結果。當然他們心底裏從來沒有把李登輝當作「民主救星」，也知道這是「浮士德」式的交易，但卻別無它法，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，讓李登輝被拉倒，只會讓郝伯村等強硬派得逞，令局面更糟。
有一次在梁文道主持的電視節目中，偶爾聽到嘉賓湯家驊如此說，政改方案拉倒無所謂，因為到了2011年時，追求民主的聲音一定會相較現在更加洶湧澎湃(大意如此)。可惜當時我不在現場，否則的話，我一定會告訴湯先生以上的故事，六四後幾多香港人心灰意冷，選擇移民一走了之。民主運動要能不斷茁壯長大，便必須要適時地讓它開花結果。
八九民運與台灣
12．4大遊行後，政改從高潮陷進一個悶局。正如劉細良上周在本欄提到，香港過去20年的政治文化，是沒有政治協商、只會不斷「破局」的怪圈。我一直支持遊行當日港人要出來遊行，好讓中央及特區政府知道民間對普選的訴求有多大，但卻一樣倡議遊行後民主派要適時妥協和落地。
如果倡議民主不是為了搶佔道德高地，而是要開花結果的話，梁文道上周在《明報》筆陣寫的一篇文章《我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嗎﹖》，大家便要認真思考。
我從來無意把民主姍姍來遲的責任推諉給民主派，相反，我認識了他們20年，一直敬重他們20年來的堅持，要說到責任，當然中央、特區政府以及工商界的落後和保守，責任更大。但問題是，民主派作為領導的責任，就是在面對如此保守的對手時，如何盡量擴大民主的成果。你可能會說這樣很不公平，但這也是任重道遠的地方。
有評論認為民主派應絲毫不讓，在政改問題絕不妥協。「民主並非嗟來之食」、「民主並非施捨」等，這類說話當然可輕易說得冠冕堂皇，但這令我想起柴玲當年在廣場說的「頭可斷、血可流、人民廣場不可丟」。究竟這類慷慨激昂的漂亮說話，對運動最後是否真的有幫助﹖16年後大家都知道。老實的說，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，包括民主派，以及那幾個說得聲嘶力竭的評論家，雖然都支持香港盡快實行普選，但卻從沒有真的想過要為民主拋頭顱，灑熱血。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長毛，所以我對長毛也特別尊重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民主派就要在籌碼不多的情下，看看手上有多少牌，然後打出相匹配的民主策略。我們不是南韓，不是台灣，我們是香港。
「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，而革命則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社會條件。」從近日各種的民調中，大家都不難知道，今天的香港，並不具備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上打一場硬仗的條件，那麼退而求其次，尋求改革，就需要我們的政治領袖更加成熟，不是單單當一個空想口號家。
寫篇這樣的文章，預了給人批評是「投降主義」，甚至是「出賣民主」。但坦白寫出這些觀點及考慮，是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，責任當前，不容退縮。
就讓我再一次以胡平的一段說話作結﹕「(投入一場運動)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、證明自己的良心、實現真正的自我，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……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，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，是為了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。」
只有在這種自覺和清醒，講求成敗得失的「戰略理性」(strategic rationality)下，政治才能成就大業，而不單是追求個人道德上的自我救贖和夢囈。
# posted by robii : 9:29 AM
